出版社: 江西教育出版社
瞿秋白自己说，他心理压力很大。
经常看到网上有关毕业工作之后，咂摸着慢慢被消磨下意志，磨平了棱角的感觉。包括我自己，也总是会低眉顺眼的回望青葱岁月，那感觉就像是少年时代从来没有缺过雨露滋润，从来都是分外油光水滑的。就算捡起本少年的相册，能看到的也往往是意气风发，忽略了阳光下，树荫下，裤腿下，掩盖着一双臭袜子。
现在袜子干净了，却觉得日子不干净了，可是如果日子干净了，当年的袜子就会变得干净吗？或者说，喜欢讲卫生这件事，压根就是个笑话。不过是人在给热爱劳动这个天性找个说辞，不在个人卫生上较劲，就得去跟别人的卫生较劲。
书生也好，知识分子也好，在思想上总是有那么点洁癖的，有点好高骛远的，私底下要求自己要比社会平均值高一点的。可惜，总是要求的不那么对地方。比如做了经济高层，不忍心自己一辈子跟铜臭捆绑销售，就要弄点风花雪月主持人，再不识五线谱照样写出交响乐。这样的例子，当下是很鲜活的。
我是说，这样倒腾其实很可以有，就是不要指望真能拯救自己的错误。错误就在那，不妨也就让它在那封成个木乃伊。瞿秋白自述自己曾经像所有的年轻学子一样，向往过自由，向往过小桥流水人家，更向往过波希米亚。甚至，他不像众多当代小玩闹一样，每年跑两趟丽江，感受了自然的呼唤，就是漏听了当地大旱。瞿秋白可是在世界旅游大潮到来之前，就跑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塔尖——俄乡啊！殊不知，这种“高等游民、颓废的、脆弱的、浪漫的，甚至狂妄的人物”，难免会在另一种状态中成为“废物”。当青年的理想，在与现实的道路发生碰撞的时候，选择继续怀揣理想的人少之又少。否则就没人看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兔子了，每人怀里都有一个。
只能前进，尽管你是书生。所以瞿秋白自述，他将波希米亚的小自由，与人类终极社会形态之间的大自由划上了等号。他因此而承担了一路颠沛流离，经历是是非非，有苦说不出，并且积劳成疾的痛苦。在狱中最后的岁月，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自己拿自己的智商开玩笑。因为这压根是两回事。
我琢磨的是，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活在理想中，必然发生真正的碰撞，这时你会选择否定哪一个？历史如果有“如果”，瞿秋白如果最后的日子不是在狱中，而是在某个拆迁改造后的封建帝国后花园中颐养天年，他还会否定自己的现实吗？他会不会只是对曾经的理想一笑泯恩仇？
当然，这样的问题很不真实，因为这里不仅有“如果”，还有“假设”。就是假设瞿秋白在后一种情况中，还会去否定其中一个，而不是把他们顺理成章连成一线，认为自己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革命者。
从《多余的话》里看，这种“假设”并非不可能。瞿秋白毕竟是一介书生，他意识到不怀疑，就是不思索，借不思索来抵抗现实与理想的背道而驰，并承担“历史的误会”，成了一名领导者。而且，此时他知自己必死，还不愿意承担“烈士”的名号误导后来人，做到真正的自我思想审查。他对自己的要求，显然比同时代乃至后时代的无数人都要高出一大截。一个人如此，我实在没什么理由再怀疑他的真诚。抓不着钱，图不到名，自毁形象的事情要是能得到什么现实的好处，我真想去当犀利哥。这样的人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什么人才是？
“一为文人便无足观”，我倒觉得大可一观。这份真诚很可观。当“主义”成了杀人武器，当红布比谁谁谁生命还重要的时候，我觉得真诚是硕果仅存的公共领域。好吃，懒做，都是可以原谅的个人行为，虚伪却不能，因为来源于人人互动，真诚就愈发不多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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